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来源:华文易迅 时间:2022-09-07 09:00:01

一，关于知识产权的中西比较。

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自由精神、理性精神而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始于中世纪末，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孕育之后，到19世纪，西方国家相继确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与之相比，知识产权作为西方人的知识产权，一般认为始于清朝末年，是清王朝新政和近代中国对西方学习的产物，至近代，随着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立法也发展到相对频繁的程度。

通过建立中西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成立时间较短，大量知识产权立法成果集中在近三十年。

其次，从数量上看，中国知识产权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已初步构建了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其三，就质量而言，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尚不完善，虽然立法多以直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缺少法律本土化的程序，民众对知识产权立法缺乏认同。

所以，立足于本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人民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较低，认识不足又制约了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步伐。实际上，常常形成这样一种怪圈，即知识产权法出台后得不到支持，知识产权秩序混乱的现状依然存在，为了维持这一混乱秩序又继续立法。

但是，对于知识产权的立法到底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当？对知识产权文化的构建，是否真正能有效地形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形成的知识产权意识？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秩序的解释中，良好的知识产权秩序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不断涌现，二是创新成果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要分析当前知识产权秩序的现状，就需要看知识产权文化是否深入人心，知识产权法律是否能很好地保护知识成果。详情如下。

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现状。

1.立法状况。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的修改，并于2008年6月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已进入另一轮高潮。总体而言，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才能完成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然而，立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法律框架比较完善，但缺少相应的配套法律。就拿韩国“端午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案例来说吧。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但没有相应的保护传统节日的立法，而日本和韩国相关法律早就比较完善。使我国在国际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法律的本土化程度不够，多数法律都是“强制”移植自西方。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借鉴了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在这一过程中，缺乏本土化的消化和吸收过程，难免会“水土不服”。

2.执行情况。

国家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主要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文化部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形成了“两条途径，平行运行”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模式。(八)竖的主要执法特点和问题：

首先，执法活动以专项执法活动为主，力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某个区域进行大规模的集中专项治理。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共受理商标侵权案件17.4万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违法案件559件，犯罪嫌疑人560人，可见我国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次，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相结合，行政处罚功能集中在同一个执法部门。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它不仅负责商标注册的权限，还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调解、裁决以及对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三，部门多，功能分散，标准不统一。国内负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部门已达几十家，而管理标准的不统一导致了执法上的矛盾，如：卡拉OK经营行业的公告规定，卡拉OK经营行业以经营场所的包房为单位，支付版权使用费。并以享有文化内容监管权限为理由，启动了“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对所有卡拉OK经营场所及其它单位均免费接入，免费服务。这些标准不统一，给知识产权执法的实际运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3.司法状况。

我们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健全、完善。当前，知识产权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三庭)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中设置。从2004-2007年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审理范围不断扩大，结案率逐年上升，二审改判率逐步下降，再审率也逐步下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审判周期长，费用高，取证难。就拿郑州托普轧机案来说，该案件从诉讼到审判共花了三年时间，耗资巨大，但仍未能制止侵权行为。另一份《宁波企业知识产权状况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企业认为知识产权遭受侵害后维权成本高，取证困难。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法律的实施程度亟待加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企业，无视知识产权立法，给侵权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上郑州托普轧机案件审理周期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保护，造成了不同地区法律适应标准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