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起诉赔偿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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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和瑞士法院都认为，如果近亲遭受的恐吓损害构成健康权损害(Krankheitswert)，可以获得赔偿。

奥地利法院后来才使用恐吓损害这个术语，用来指构成健康侵权的精神疾病，不构成健康侵权的，称为精神损害。[21]奥地利法院过去没有赔偿近亲的任何恐吓损害。例如，1963年，一位怀孕五个月的母亲因目睹孩子严重受伤和神经损伤而流产，并要求赔偿其健康和精神损害，但各级法院驳回了她的要求。原因是《奥地利民法典》第1325条中的任何人（jedermann）是指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不包括第三人。[22]直到1994年，奥地利才首次作出恐吓损害判决，案件如下。

1990年5月26日，母亲和刚满20个月的孩子在同一辆车上发生了车祸。母亲受了重伤，住院了两个月；孩子受了轻伤，额头被擦伤，充血等等。儿童起诉赔偿其精神损害（恐吓损害和与母亲分离的损害）24000项命令（原告已支付6000项命令）和5000项美容费用。一审法院以精神损害为间接损害，只有身体损害才能根据民法典第1325条驳回诉讼请求。上诉法院还根据第1325条，但认定儿童损害为健康损害，判决被告赔偿精神损害24000项命令，但拒绝赔偿美容费用。[23]

从那时起，奥地利法院就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醉酒司机的交通事故导致原告的女儿死亡。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瘦了15公斤，看起来越来越老。由于原告是一名理发师，外表的变化也对他的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告起诉被告赔偿手术造成的美容费和精神损害。法院支持了原告的所有要求。[24]瑞士涉及惊吓损害的案件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是：联邦政府的军用飞机坠毁，导致原告的两个儿子死亡。原告得知消息后神经分裂症，法院认为原告的精神损害构成健康损害，应予以赔偿。[2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应赔偿构成健康侵权的恐吓损害，因此造成恐吓损害的行为包括相对平和的人身侵权，如医疗过错。换句话说，它并不强调近亲必须目睹悲剧，经历侵权，甚至处于侵权的危险区域。

正如冯·巴尔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法律要求害怕损害的受害者在侵权现场必须不合理：为什么失去孩子的母亲必须在事故现场，为什么她必须亲眼看到孩子的尸体，为什么电视直播不构成足够的原因，为什么死亡事故的过错不能发生在精神损害之前，除了英国，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些问题。[26]

与英国不同，奥地利和瑞士都认为，当恐吓损害已经构成健康损害时，损害不会影响赔偿，无论是目睹侵权还是事后了解消息。[27]例如，1994年7月，当母亲得知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时，她开始服用镇静剂。她经常需要看医生，有时甚至需要急救。她的工作能力显著下降，直到1996年底才开始工作。奥地利法院认为，原告目睹了损害，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并不影响其恐吓损害赔偿。[28]瑞士军用飞机坠毁案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奥地利法院进一步认为，近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患有精神疾病的死亡也可以得到赔偿。此外，恐慌行为不仅限于死亡，还包括重伤。[29]

还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来赔偿近亲属对健康侵权的恐吓损害。

第一，因果关系。如果认定恐慌损害是间接损害，则存在疑问是否符合因果关系的要求。瑞士法院或认为损害赔偿通常应限于直接损害，或认为间接损害必须满足相当因果关系的要求才能获得赔偿，[30]因此，瑞士法院通过不断克服反射损害禁止赔偿原则，逐步将近亲恐慌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为了彻底解决因果关系问题，两国法院认定构成健康侵权的恐慌损害是直接损害，因此，肇事者应对其行为造成的绝对权利损害承担责任。然而，只有相当多的因果关系理论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近亲才能得到赔偿，而其他第三方则不能得到赔偿：根据通常的亲密关系和亲密关系的概念，近亲比其他人对受害者的感情要深得多，其恐慌损害程度更深，完全可能导致健康损害。其他人最多只是基于人类的共同感受和抽象的同理心。他们的痛苦不能太深，也就是说，他们的健康权利受到损害，也可以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蒲柳姿态或情绪脆弱，因此他们与侵权行为之间没有相当大的法律因果关系。如果他们失去了亲人，中国古人会轻描淡写地安慰生者悲伤和变化；古罗马人会说这是生命的轮回。但当他们失去亲人时，每个人都会悲伤：我太不幸了！我太悲惨了！[31]

第二，违法行为。奥地利法院曾没有赔偿恐吓损害，因为损害不在健康权保护规范的范围内。然而，学术界对保护他人身体免受侵害的规范是否具有保护近亲精神免受侵害的功能仍存在争议。[32]最近的一个案例认为，对近亲的恐吓损害的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不在于犯罪者侵犯了他人的健康权，即避免了第一次身体损害，而在于它侵犯了近亲的绝对权利——精神健康权。然而，这一解释明显偏离了规范保护目的的因果关系理论：由于近亲的精神健康权不在受害人身体健康侵权规范的保护范围内，侵权的违法性是什么？因果关系是什么？因此，奥地利法院明确指出，违法行为最终取决于利益的衡量，其本质是如何在扩大和限制侵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当威胁损害达到侵犯健康权的程度时，行为人侵犯了受法律保护的健康权，其要求权限于近亲，因此让行为人承担责任不是不当扩大的责任。[33]